杨振宁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2025年10月18日），曾用英文名Frank 、Franklin，安徽合肥人，祖籍安徽凤阳，中国理论物理学家，于粒子物理学、统计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贡献斐然。杨振宁为数学家杨武之长子，曾于1937年考入西南联大念本科、硕士，后于1945年作为留美公费生进入芝加哥大学念博士。1948年毕业后，他曾短暂担任芝加哥大学教员，后于1949年至1966年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1954年，他与罗伯特·米尔斯共同提出杨-米尔斯理论，为规范场论奠定基础。1956年，他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该理论经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后，迅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杨李二人亦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最早的华人诺贝尔奖得主。1964年，杨振宁加入美国国籍，并于2年后担任石溪大学教授，直至1999年。此后，他担任清华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并于2015年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于北京逝世，享寿103岁。

早年生涯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出生于合肥四古巷杨家老宅的第五进正东屋，为数学家杨武之与罗孟华的长子。由于杨武之在安庆（旧称怀宁）的中学任教，便将“宁”字与行辈“振”字结合，取名为“振宁”。1923年秋，杨武之前往美国学习，直到1928年夏取得博士学位后才回国。在此期间，母亲罗孟华留在合肥，悉心抚养杨振宁。杨振宁4岁时，母亲教他识字，而杨振宁则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识得三千多个汉字。之后，5岁的杨振宁进入私塾，与族兄一同学习《龙文鞭影》。至1928年夏，杨振宁与母亲到上海接父亲的时候，他已能熟练地背出《龙文鞭影》。
1928年秋至1929年秋，杨武之在厦门大学担任算学系教授，杨振宁与母亲亦随同前往。在厦门期间，杨振宁就读于厦门大学附属模范小学，首次接受新式教育。此外，杨武之也在厦门教他英文字母、算术、围棋、唐诗、朝代干支等知识。尽管时光短暂，但他却将在厦门的岁月称为“一生中关键性的一年”。据杨振宁回忆，他在厦门“第一次接触了20世纪，罐头、电灯，新式的教材”，并称自己“常常在海滩上捡贝壳，我非常喜欢看大船从窗外的海边驶向厦门港去。沈从文有一篇文章说‘是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这也很准确的描述了海对我的影响”。
1929年秋，杨武之转聘到清华大学算学系任教。同年10月，杨振宁与母亲亦在周培源的陪护下来到清华大学。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与父母一直居住在清华大学西院11号，度过8年“非常美丽、非常幸福（杨振宁语）”的少年岁月。1929年至1933年，他进入成志学校读小学，开始取得出众的数学成绩，并与熊秉明结为好友。1933年后，他进入北京崇德中学学习。就读期间，杨振宁时常到学校的图书馆翻书，并读到詹姆士·金斯《神秘的宇宙》。该书以通俗的语言介绍了量子力学，令杨振宁读后“感觉震撼而激动，觉得这是值得我努力的一个方向”，甚至对父母说出自己要拿诺贝尔奖的志向。
尽管杨武之早在杨振宁小学时就发现其数学天赋，但他并未让杨振宁加强数学方面的学习。相反，他于1934年左右找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让他找一个学生给杨振宁讲授《孟子》。不久，雷海宗的得意门生丁则良成为杨振宁的讲师，在他的教授下，杨振宁不仅能够背诵《孟子》全文，而且还学到不少历史知识。多年后，杨振宁回忆：“《孟子》里头有很多关于儒家的哲学，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现在回想起来，这对于我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
七七事变后，由于华北地区局势不稳，杨振宁一家回到合肥居住。至1937年9月，他进入庐州中学就读。南京大屠杀后，杨振宁一家经汉口、广州、香港、海防、河内、老街一路辗转，于1938年3月抵达昆明。起初，杨振宁在昆华中学念了近半年的时间。然而，由于中华民国教育部于夏季宣布“所有学生，不需文凭，可按同等学力报考大学”的政策，杨振宁便在父亲的鼓励下，以高二学历报考西南联大，并在两万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西南联大1938届年龄最小的学生。杨振宁原先报考的是化学系，但由于对物理感兴趣，他在11月底入学后便转到物理系就读。

进入高校

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杨振宁接受了诸多著名学者的教导。其中，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教他大一国文，赵忠尧教他大一物理，吴有训教他大二电磁学，周培源教他大二力学。1940年，他获得”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此后，他在学士导师吴大猷的指导下，于1942年完成《群论与多原子分子的振动》论文，获理学学士学位。1943年8月，正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的杨振宁参与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生的物理学门考试，后被顺利录取。1944年7月，他在硕士导师王竹溪的指导下，完成《超晶格统计理论探究》论文，获理学硕士学位。1944年秋至1945年夏，杨振宁在西南联大附中教授高中数学。1945年11月24日，他抵达美国留学，并于次年1月2日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研究生。
杨振宁十分仰慕美国核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想拜他为师。但杨振宁在纽约辗转三周左右，也没能打听到费米的踪迹。于是。他转而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欲拜核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为师。并借宿于张文裕（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授课老师，此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家中。后来，由于即将开始的学术休假，维格纳没法在下一学年开课，便推荐杨振宁拜约翰·惠勒为师，但张文裕向杨振宁透露了费米到芝加哥大学建立研究所的消息。于是杨振宁于圣诞节期间赶往芝加哥，并在1946年1月于芝加哥大学见到费米。杨振宁向费米提出自己希望在他的指导下撰写实验论文。但由于费米所在的阿贡国家实验室对外国人审查严格，费米便推荐杨振宁随爱德华·泰勒与塞缪尔·金·艾利森做研究。
进入艾利森的实验室后，杨振宁与另外几位学生花了约20个月的时间，参与建造一台40万电子伏特的加速器。然而，杨振宁并不擅于搞实验，以至于艾利森的实验室流传“哪里有爆炸声，哪里有杨振宁”的笑话。最终，在泰勒的建议下，杨振宁放弃了实验物理，转为理论物理方向。1948年，他在博士导师泰勒的指导下，运用群论的方法，完成《论核反应和符合测量中的角分布》论文，获博士学位。
毕业后，杨振宁于1948年秋至1949年夏被芝加哥大学聘为物理系讲师，与费米共事。1949年，费米与杨振宁合作发表论文《介子是基本粒子吗？》 ，提出了最早的强子结构模型费米-杨模型，认为已知的原子核与介子都由质子、中子及二者的反粒子构成。1960年代后，盖尔曼便沿着费米-杨模型与坂田模型的方向，提出了大名鼎鼎的夸克模型理论。

科研生涯

1949年夏，杨振宁听了奥本海默关于量子电动力学重整化问题的报告后，决定到奥本海默所在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并请费米和泰勒写了推荐信。不久，奥本海默发出邀请函，接受杨振宁的申请。费米曾劝杨振宁不要在“过于学术化”的IAS待太久，其与泰勒也打算在1950年返聘杨振宁。然而在1949年12月，杨振宁于普林斯顿的中餐馆“茶园饭店”邂逅了自己曾在西南联大附中教过的杜致礼，并与她陷入了热恋。1950年春，为了方便与杜致礼约会，杨振宁决定留在IAS，并接受奥本海默开出的五年聘书。多年后，杨振宁回忆：在IAS的前后17年是他“一生中研究工作做的最好的时期”。同年8月26日，他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堂举行婚礼，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代表杜致礼的家长（杜聿明将军夫妇）出席婚礼。
1952年，杨振宁转任IAS的永久研究员。同年12月中旬，他收到G. B.科林（主管Cosmotron加速器的科学家）的邀请，于1953年至1954年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担任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进行一系列关于多重介子产生的实验。期间，他与罗伯特·米尔斯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并探讨规范不变性等物理问题。1954年6月，二人将论文《同位旋守恒与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寄给《物理评论》。同年10月初，《物理评论》发表了论文，公开了杨-米尔斯理论的发现。这一发现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与规范场论理论奠定了基础，深刻地影响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事后，杨振宁回忆称“（杨-米尔斯理论）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虽然未竟全功，但是决定当时发表是极正确的。我从而认识到：物理中的难题，往往不能求一举完全解决”
1954年，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回国任教，哥伦比亚大学欲聘杨振宁接替汤川秀树，被杨振宁拒绝；1955年秋费米逝世后，芝加哥大学以高薪聘请杨振宁接替费米，再次被杨振宁拒绝。1955年9月后，杨振宁升任IAS教授，并于1956年4月至9月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做暑期访问。1955年底至1956年初，杨振宁与友人李政道共同探索了许多解决θ-τ之谜的方法，但并未成功。1956年4月初，杨振宁参与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作了关于高能物理学主题的综合报告，特别探讨了θ-τ之谜。同年4月底至5月初的一天，杨振宁与李政道在纽约某家中餐馆吃饭时，突然想到解决θ-τ之谜的关键想法，即宇称不守恒仅于弱相互作用中发生。此后，二人提出了几类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并于10月共同在《物理评论》上发表论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
1956年4月底至5月初，李政道向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谈及了二人解决τ-θ之谜的想法；不久，吴健雄推掉了旅行讲学与回国探亲的计划，投入到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验证工作中，并邀请美国国家标准局的欧内斯特·安布勒等人参与其中。9月中旬，吴健雄等人启动吴氏实验，至次年1月9日成功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现象。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了宇称守恒定律被实验推翻，θ-τ之谜得到解决。次日，这一信息登上《纽约时报》头条，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也逐渐被学界接受。同年10月3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向杨振宁与李政道授予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二人也成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此外，由于二人从正式发表成果到获得诺贝尔奖仅用了13个月的时间，因此也被认为是最快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之一。
1965年春，奥本海默准备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休，并对杨振宁称：自己想向董事会推荐杨振宁接替院长的位置。但杨振宁拒绝这一提议，并写信称“我不敢肯定自己会成为一名好院长，但我肯定不欣赏院长的生活”。1966年9月起，他应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校长约翰·S·托尔的邀请，担任该校的物理学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并着手组建该校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现称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1967年末，杨振宁发表两篇文章，提出了解决一维空间量子多体问题的关键方程式。1972年，澳大利亚物理学家罗德尼·巴克斯特也提出了类似的方程式，于是在1981年，这一方程被命名为杨-巴克斯特方程。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了统计物理学与低维量子理论的全新研究方向，促成量子群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
1975年，杨振宁与吴大峻在《物理评论》发表论文，提出了吴-杨字典理论，阐释了物理学的规范场论与微分几何的纤维丛之间的关系，引发国际数学界对规范场论研究的兴趣，促成唐纳森理论的诞生。

后期经历

由于乒乓外交的影响，中美关系开始解冻。而在1971年4月，杨振宁得知美国解除了公民前往中国大陆的旅游禁令后，便决定回到中国大陆探亲，并给父亲杨武之写信。杨武之旋即将此事上报，获得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同年7月，杨振宁自纽约飞抵巴黎，办理了另纸签证，随即前往中国，陪侍了重病在床的父亲，特地拜访了旧友邓稼先、黄昆，恩师吴有训、周培源、王竹溪、张文裕等人，并参观了出生地合肥、清华大学以及多处科研机构。7月28日，周恩来总理设宴款待杨振宁，并就美国的政治、外交、社会问题谈了5个小时。8月17日结束访华行程后，杨振宁在美国多次发表演讲，正面评价了中国大陆的建设发展，在美国华人社群引起一定的反响，林家翘、任之恭、何炳棣、聂华桐等大批美国华人学者纷纷前往中国大陆访问。事后，周培源评价称“杨振宁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访问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架设起中美之间科学家友谊和交流桥梁的第一人。光是这方面的贡献，杨振宁的成就就是无人能及的。”
1970年，全球华人发起保钓运动，抗议美国政府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杨振宁亦参与其中，并成为该运动的精神领袖。1971年5月23日，项武忠等人以广告形式在《纽约时报》刊登《致尼克松总统公开信》，声张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为筹措公开信的广告费，杨振宁同陈省身、林家翘率先在公开信上签名并捐款。而在他们的带动下，六百多位华人学者、两千多位留学生亦在公开信上签名并捐款，最终筹得19076.36美元，几乎是广告费的两倍。同年10月29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审议《冲绳返还协定》的听证会，杨振宁同吴仙标、邓志雄、约翰芬·查出席作证，并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成功促成美国政府对钓鱼岛主权问题采取中立态度。
1972年6月，杨振宁再度访华，与周恩来畅谈中国的教育科研事业，并建议中国政府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获周恩来称赞。陪同会见的周培源后来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同四人帮引发冲突。1973年5月，杨振宁临时回国，参与父亲葬礼；7月中旬，杨振宁携杜致礼访华，首次见到了杜聿明岳父，并向接待人员提出想见毛泽东的请求。7月17日，杨振宁在周培源、周恩来的陪同下与毛泽东交谈了一个半小时的物理与哲学。次日，周恩来宴请杨振宁夫妇与杜聿明夫妇，杨振宁也首次见到了张春桥与刚复出的邓小平。期间，杨振宁对不属于川菜或湘菜的辣菜感到不解，张春桥借机讽刺道“杨博士，没想到你也有不知道的，你得多学习学习”杜致礼见状，故意问张春桥一个问题，当张春桥表示不知道后，她则称“张先生，你也得学习学习”，帮丈夫出气，
1974年6月，杨振宁第五次访华，会见了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郭沫若、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大批中共高官。6月28日，江青特意在仿膳饭庄宴请杨振宁。事后，杨振宁觉得江青“做作得厉害”，但“是个很好的女主人”。1976年4月，杨振宁第六次访华，王洪文在上海宴请杨振宁。期间，杨振宁从广播中听到邓小平被打倒与华国锋上位的消息，徐景贤跟他大谈“批邓”，并赠送“批邓”的大字报选辑。不久，他前往北京拜会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并成为华国锋担任总理后首次会见的客人。据熊向晖的女儿熊蕾称：陪同的熊向晖听到华国锋接见杨振宁时，决口不谈“批邓”，便认定他不属于极左派，开始积极促成叶剑英与华国锋合作，进而导致“粉碎四人帮”的发生。
1977年至1980年，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杨振宁参与创建全美华人协会，并出任创始总会会长。1979年1月30日夜，杨振宁在华盛顿特区主持欢迎邓小平访美的晚宴，并发表《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讲话，呼吁各地华人支持中国大陆的统一事业。1980年，杨振宁在石溪大学创建“对华教育交流委员会”（CEEC），自美国与香港筹款，资助杨福家、谷超豪、陈佳洱、冼鼎昌、葛墨林等近百位中国学者前往美国进修。1982年，他致函中共领导人，就中国大陆科研事业的发展与战略提出意见。1983年，杨振宁创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亲自出任主席，并资助中山大学的基础研究项目。2007年，该基金会结束运作，将旗下的财产、楼房、资金无偿赠予中山大学。
此后，杨振宁多次回到中国大陆讲学，为被政治运动所破坏的中国大陆物理学界带来了当时国际物理研究的前沿知识。1986年，杨振宁推动在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内建立了理论物理研究室。他还促成了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陈嘉庚青年发明奖、邵逸夫奖、何梁何利基金、求是科技基金会等奖项或基金会的设立，并在1997年推动创办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吸引高水平的中青年学者从事前沿研究，聘请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到清华工作。
1997年11月8日，杨振宁在家中突感胸闷，检出心脏大血管有七处堵塞，并因此于11月17日作了四重搭桥手术。休养三个月后，杨振宁重返石溪大学工作，直至1999年1月正式退休。1999年5月底，石溪大学为杨振宁举办盛大的退休研讨会，参与者包括弗里曼·戴森、罗德尼·巴克斯特、陈省身、杰弗里·丘、朱经武、利昂·库珀、詹姆斯·克罗宁、路德维希·法捷耶夫、瓦尔·菲奇、沃尔夫冈·克特勒、罗伯特·米尔斯、马歇尔·罗森布卢特、詹姆斯·西蒙斯、艾沙道尔·辛格、杰克·施泰因贝格尔、杰拉德·特·胡夫特、爱德华·泰勒、丁肇中、马丁纽斯·韦尔特曼、吴大峻、丘成桐、张首晟、周光召、莫里斯·戈德哈贝尔、吴秀兰等著名科学家。
2025年10月18日中午12时正，杨振宁在北京市病逝，享年103岁，清华大学与新华社于当天中午12时20分左右发表讣文公布死讯；新华社国内部在当天下午发长文悼念。台湾方面，中央研究院与国立台湾大学亦发文表示哀悼。24日上午9时，杨振宁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

个人生活

杨振宁认为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父亲。杨振宁小时候看科幻小说，但成为科学家以后，就对科幻小说逐渐失去兴趣了。以前看过的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他也都看不进去。他觉得张爱玲的小说不错，而且又意外发现自己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同窗好友张守廉和张爱玲是亲戚。
杨振宁从小就认识后来的合作者陈省身。陈省身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经常去杨振宁家串门，那时杨振宁只有8岁。杨振宁后来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也上过陈省身的“微分几何”课。杨振宁之父杨武之也是陈省身的媒人和证婚人之一。陈省身曾在文章中写道：“感谢杨武之先生，成就了一段美满的婚姻。”
杨振宁说自己喜欢与简单的人和事打交道，自己也努力成为这样的人。
杨振宁谈及长寿秘诀时笑称“没有任何养生方法，可能是基因好，也很幸运”。他认为首先自己一生还算顺利，平稳的心境对健康大有帮助；其次也得益于现代医学的进步。75岁时，他曾患轻度心肌梗塞，但心脏搭桥手术很成功。他还说“准备活到一百岁”。

家庭与婚姻

杨武之共有五名子女，杨振宁是长子。二弟杨振平也喜欢理科，后来住在美国。三弟杨振汉则是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机械，毕业后先是在工厂工作，后来到香港做企业管理。
杨振宁的原配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两人曾是师生关系。1949年，两人在美国普林斯顿一个中国餐馆再次偶遇，而后开始交往。1950年8月26日，28岁杨振宁和21岁杜致礼在美国普林斯顿结婚，婚后杜致礼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担任中文教师。1957年12月，杜致礼随同杨振宁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有2个儿子与1个女儿，3个子女全部定居美国，基本上都不会讲汉语。长子杨光诺出生于1951年，为电脑工程师；次子杨光宇出生于1958年，为化学家；女儿杨又礼出生于1961年，为医生。杨振宁和杜致礼在普林斯顿度过了大部分时光，一起携手度过了53年。2003年10月，杜致礼因病过世。
2004年底，82岁高龄的杨振宁与28岁的翁帆结婚，翁帆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曾有过一段婚姻。1995年，杨振宁在汕头大学参加国际物理学家大会，由大一学生翁帆负责杨振宁夫妇的接待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和翁帆见面，两人就此相识，并一直保持联系。杨振宁第一任夫人病逝后，他们的交往多了起来，并产生感情，于2004年12月24日步入婚姻殿堂。他们居于北京清华大学。由于杨振宁与翁帆年龄相差54岁，引起热议。杨曾表示，与翁帆确实有代沟。
有一位同行朋友曾在给杨的回信中特别举出西班牙大提琴名家帕布罗·卡萨尔斯81岁时和他的21岁学生结婚的例子，作为对杨振宁的祝福。杨振宁说自己知道54岁的年龄差距难免要引起议论，但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他也说将来大家会知道这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对中国学者的救助

1971年访问中国大陆的同时，杨振宁专门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并将邓稼先摆到最前面。此时，国防科委高官赵启民、赵登程正在邓稼先工作的221厂开展大规模清队，批斗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于敏、胡思得等“反动学术权威”，炸药学家钱晋甚至被活活斗死。而邓稼先由于被杨振宁点名，便由周恩来下令召回北京，无意间脱离了险境。此后，221厂的事态便走漏了出来，再也没人因批斗而死，间接解救了大批研发原子武器的中国学者。为此，邓稼先夫人许鹿希感叹“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了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也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
尽管杨振宁十分欣赏中共的意识形态，但他也救助过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中国学者。喜爱北岛诗文的杨振宁曾帮助流亡海外的北岛回国探亲，并在他到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时助其办成留港工作签证。事后，杨振宁称“北岛回家对中国没坏处，对他个人有好处，为什么不去做呢？”此外，2000年8月，杨振宁访问南京大学时，特意点名接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作者高华，与之共餐，并向校长蒋树声推荐高华，改善了他的不利处境。

科学成就

杨振宁的物理学研究领域广泛，他在统计力学、粒子物理学理论和量子场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特别是他和李政道合作期间成果丰硕。其中，他最重要的贡献有3项，分别是1954年与学生罗伯特·米尔斯合作的杨-米尔斯定律（或曰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1956年与李政道合作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和1967年的杨-巴克斯特方程。杨振宁90岁寿辰时，清华大学模仿“朗道十诫”，送给他一块4个侧面刻满其13项主要物理学贡献的黑色大理石立方体作为寿礼。不过与朗道获得的大石板不同，杨振宁的大理石只有手掌大小。

1954年，杨振宁与学生米尔斯共同提出杨-米尔斯理论，即非阿贝尔规范理论。1970年代他与吴大峻合作研究了规范理论的整体性质，亦即规范理论与数学上纤维丛的密切联系。
影响：杨-米尔斯理论[基础物理学和现代微分几何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的基础；杨-米尔斯理论的数学性质也是近三十多年来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此外，杨-米尔斯存在性与质量间隙与黎曼猜想、庞加莱猜想等数学问题被列为七大千禧年大奖难题，。
在统计物理方面，他与李政道合作关于相变的一系列研究已成为经典文献。杨振宁于1967年发现的杨-巴克斯特方程为可积模型的研究开辟了全新方向。他还提出了非对角长程序（off-diagonal long-range order）的概念。
杨-巴克斯特方程对物理和数学都有广泛的影响。在1990年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4位菲尔兹奖获得者中有3位的工作都与杨—巴克斯特方程有关。自方程提出以来，量子可积模型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弗拉基米尔·德林费尔德所建立的杨代数和量子群理论对物理中的量子完全可积模型的对称性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数学工具。经过系统的发展，已经证明杨-巴克斯特方程在统计模型、量子多体问题、量子可积模型、纽结理论等领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李、杨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
影响：“宇称守恒”是关于物理世界中的左右对称性的最基本假设，此前在物理学界一直是被奉为圭臬的基石，几乎如同“常识”一样固化在人们心中，几乎无人怀疑它会有失效的时候。沃尔夫冈·泡利、理查德·费曼和列夫·朗道等洞察力不凡的物理学者都曾对此深信不疑。有学阀作风的朗道还丢弃过由自己人沙皮罗（I. S. Shapiro）写的一篇试图讨论宇称不守恒的论文。起初，有的研究还错误地断言β衰变实验已经“证明了”宇称守恒。1999年，弗里曼·戴森在杨振宁荣休学术讨论会上说“发现宇称不守恒、发现左手和右手手套并非在各方面都对称，是一项了不起的破坏活动。它摧毁了在思维结构前进道路上的（阻碍性的）基石，这个结构以后经过30年才建立起来。”1957年2月23日，中国核物理学者于敏在《人民日报》发文，高度评价这一发现。中国核物理学者钱三强也称其是“原子核物理学中的重大发现”。不甘心的朗道不久后又提出了观点更高的“电荷-宇称（CP）联合守恒”理论作为补救方案，由此引出了后来的CP守恒仍有破缺的发现。

规范场论

杨振宁是受沃尔夫冈·泡利1941年发表的《基本粒子的相对性场理论》之启发而思考是否能发展出更广泛的规范不变性，这花费了他数年时间。杨的规范场理论刚提出时还有好几个大的瑕疵，比如无法解释多数类型粒子质量的来源以及找不到使规范场重正化的办法，甚至他1954年2月在作报告时还曾被泡利不断追问和刁难。杨无法回答泡利，只好承认自己考虑得还不够清楚然后演讲作罢。这种尴尬局面使得规范场理论起先未能引起同行们的足够认可。关于泡利为什么没有优先发表有关规范场论的研究，杨振宁在《六十八年心路》一书中有详细分析，并将其归结为“价值判断非常不同”。
大约在1967年，打算继续推广规范场理论的杨振宁在一次广义相对论会议上偶然注意到规范场论中的场强度公式与黎曼几何中的曲率张量公式非常相似。1967年，杨振宁向几何学家詹姆斯·西蒙斯请教规范场和纤维丛之间的联系。西蒙斯肯定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与微分几何中的纤维丛理论一定有密切联系，并给他一本美国拓扑学家诺曼·斯廷罗德写的《纤维丛的拓扑学》（The Topology of Fibre Bundles）看。杨振宁当时没看懂，就先放到一边去了，并搁置数年。后来杨总是回忆说：“我看不懂。这种抽象的数学语言对物理学家来说，实在没法读下去……世上有2类数学著作：第1类是我看了第1页就不想看了；第2类是看了头一句话就不想看了。”与此同时，波兰数学家特劳特曼（Andzej Trautman）和美国物理学家卢斯（H. G. Loos）也都察觉到了纤维丛和规范场理论之间的联系，但他们的研究没有引起同行重视。到70年代时，随着1954年那篇规范场论文被越来越多的同行引用，杨振宁也开始逐渐重视规范场理论的价值。最后杨振宁在1975年亲自邀请西蒙斯为自己和同事办了一系列介绍微分形式和纤维丛的专场讲座报告。
1975年，吴大峻和杨振宁在名刊《物理评论》上发表论文《不可积相因子和规范场整体表示》，完全阐明规范场和纤维丛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才引起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的集中关注。这也标志着物理学再一次赶上了数学的发展前沿。
杨振宁想从发展规范场理论这条思路入手，设法逐步将电磁力以外的其它基本力也用规范不变性统一描述，建立起能统一更多基本力的大统一理论，从而迈向万有理论。不过他后来在相关研究中进展不大，研究兴趣也慢慢转向凝聚态物理学方向的理论研究了。在规范场论的后续发展之路上，先是出现了由谢尔登·格拉肖提出的用规范场思想统一电磁相互作用与弱相互作用的弱电统一理论，虽然不够完善，但这是第1个比较有潜力的大统一理论。与此同时，为解决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问题，理查德·费曼和默里·盖尔曼修正了恩里科·费米的弱相互作用理论，提出了弱相互作用的“普适费米型弱相互作用理论”，也称作“普适性V-A理论”，弱力的表述得到了完善。此外，南部阳一郎从列夫·朗道解释超导现象的自发对称破缺观点得灵感，通过类比，尝试将自发对称破缺机制也套用到规范场的研究中。彼得·希格斯等人在南部和杰弗里·戈德斯通的工作基础之上，发现存在一种类似的自发对称破缺机理可以导致规范场中出现不为零的质量，这就是解释粒子质量由来的希格斯机制。规范场重整化的方法则由初出茅庐的杰拉德·特·胡夫特搞定。史蒂文·温伯格和阿卜杜勒·萨拉姆设法将这些来源于不同岔路的研究成果融合到一起，提出了完善化的电弱理论。希格斯机制中自发对称破缺的恰当引入成为这一步能够迈出的关键。弱电统一理论与70年代初描述强相互作用的量子色动力学结合到一起，就构成准确预测了许多新粒子并经受住了反复检验的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到目前为止，由于所研究的空间尺度极小，标准模型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已有实验证实有效的最精密、最准确的科学理论，也揭示出规范不变性是贯彻在自然界众多物理现象背后的最本质规律之一。量子物理领域的第2个大发现时代到此告一段落。

教育与科学建设工作

杨振宁认为传统中国教育不重视动手能力的培养，但中国的发展非常需要动手能力强的人才。他也认为喜爱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科技研究、喜爱整理知识、喜爱解决问题都是值得培养的兴趣。现代科技发展迅速，杨振宁相信博览群书的人更属于自己的机遇。他指出扩大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可以弥补研究人员在智力方面的不足。他还将《科学美国人》作为优秀科普杂志的一个代表推荐给学生。《科学美国人》最早由杨振宁向周恩来建议引进的，该刊物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本版权合作的期刊。
杨振宁关心中国的应用科学发展。自1997年5月开始，他先后8次写信呼吁中国政府尽快开展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的预研究。
1978年3月，在李政道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少年班。1983年12月28日，杨振宁向中顾委主任邓小平表示“国外认为，搞软件15至18岁较有利。”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由此设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对于中美教育差距，杨振宁在2017年5月11日的网络直播中提到国内好多小学、中学的学生都被送到美国去，但是他不觉得中国的本土教育一定不如美国，表示“美国的教育绝对不是比中国的中学、小学、大学的教育好”。

20世纪70年代时，杨振宁曾不止一次希望将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工作提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最终落选。
1986年，杨振宁推动在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内建立了理论物理研究室。
杨振宁促成了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等奖项的设立。
1997年，杨振宁推动创办了北京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聘请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到清华工作。姚期智为此而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并迅速在中国清华大学建立“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即“清华姚班”。
2004年，杨振宁亲自为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和基础科学班大一的学生讲授了一个学期的“普通物理”课。杨振宁使用慢速英语夹杂中文翻译授课，每次课前要花2个小时备课，并在课后主动询问听懂了的学生有多少。杨振宁说：“现在很多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但我觉得，给本科生上课很重要。我也希望我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前来听课的人不乏外校学生和其他年长的教师。杨振宁表示：“那一学期我想最大的收获，不是同学的收获，是我的收获。”

科学哲学与文化观点

杨振宁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为自傲。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杨振宁经常谈及科学、哲学、宗教和传统文化的话题。量子力学近来经常卷入与哲学和宗教有关的话题，实验物理学者潘建伟就此呼吁：别老是把量子力学跟其他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转述杨振宁的观点：科学往前进一步，宗教往后退一步，科学再进一步，神学又往后退一步，但是科学解决了有限问题，宗教最后总是无限。杨振宁也曾称批评《易经》中广泛流传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推演法的欠缺阻碍了中国科学诞生，但对“天人和谐”这一概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提出《易经》影响了汉语成为单音节语言。他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有5个，其中《易经》占2个。
杨振宁不看好难以找到实验证据支持的弦理论，认为“它太不定形，太模糊”，还表示“在研究题目方面，我喜欢搞新的东西。但并非一味求新......目前看起来，弦理论对物理学的意义尚不及对数学的意义。”
杨振宁表示科学能体现出一种客观存在、不受人为因素影响的美感，并称“科学中的美是‘无我’的美，艺术中的美是‘有我’的美”。他还认为中国古代重视写意美，西方古代重视写实美。西方艺术家们19世纪后·开始认识到写意美的重要意义，这是很好的新尝试。然而艺术如果过于追求抽象和写意，而脱离现实世界，“向完全背离造化的方向发展，将会与美渐行渐远”。
杨振宁认为成功的欧美物理学家绝大多数非常咄咄逼人（aggressive），爱搞一人独霸，如奥本海默、爱德华·泰勒、费曼等。然而他个人更喜欢费米、周光召、罗伯特·米尔斯、施温格这类具有君子风度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还认为，欧美科学取得的突出成就可能与欧美科学家的“咄咄逼人”有联系。
杨振宁曾概括20世纪理论物理学史的三大主旋律为量子化、对称性和相位因子。在世界物理年（2005年）纪念爱因斯坦的时候，杨把爱因斯坦的成功归结为眼光和机遇。杨认为爱因斯坦不同于区别于洛仑兹和彭加勒，爱因斯坦在科研中既能眺望远处，也能看到近景，这才导致狭义相对论的提出；他又认为爱因斯坦创造出广义相对论所用到的广义协变性和等价原理率先体现出近代理论物理的基础——对称性。杨特别欣赏爱因斯坦的孤持（apartness）、追求和深邃的眼光，认为其改变了基础物理的发展进程。

争议

杨振宁尽管在物理学界享有盛名，但也是在公众舆论中争议最大的华人科学家。网上对他的争议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内容集中于他的私生活、国籍变更、与李政道的决裂、对中国科学发展方向的观点等。他主要从事的量子场论本身是一个艰深的研究领域，针对该领域的大众科普读物并不多，即便是专业教材也常常出现因新知识太多而越写越厚的问题。普通公众对他的研究贡献的具体内容与重要性程度一般所知甚少。
《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认为，杨振宁被抹黑是中国网络言论暴力的一个缩影，攻击他的网民几乎见到他的新闻就喷，将对他言论攻击作为一种发泄和娱乐。很多人对杨进行了长年累月的批判和攻击，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对于他的调侃、讥讽、低俗笑话和传闻。

与李政道的合作与决裂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政道被吴大猷推荐，作为研制原子弹的预备人才出国学习。1946年，李政道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理论物理，杨振宁接到吴大猷的通知后，亦帮助李政道办理入学手续、预定宿舍房间。此后，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关系愈发紧密，李政道也时常找杨振宁寻求学术上的帮助。李、杨二人的朋友凌宁称“杨振宁是李政道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兄长。”1949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发表第一篇论文，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学术合作。
1950年4月25日，杨振宁给吉安·卡罗·威克写了推荐信，介绍李政道进入伯克利大学任职。后来，杨振宁又向奥本海默推荐李政道，李政道亦于1951年9月成为IAS的访问学者。不久，他们共同发表两篇统计力学论文，提出了李-杨单位圆定理，这一突破性结果很快便引起了爱因斯坦的重视，杨、李二人也受邀同爱因斯坦进行了长时间对话。此后，由于杨、李二人在IAS的杰出合作成果，奥本海默曾评价称“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决裂，科学上不再合作，友谊也一笔勾销，学术界也充满了传言；包括诺贝尔名声到太太的因素。关于他们个人关系分裂的原因，杨李双方偶有公开叙述，然而各有说辞，令外界对真实原因依然不得而知。杨振宁表示，李政道是自己最成功的合作者，与李政道的决裂是他今生最大遗憾。李政道也表示李杨的交恶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大悲剧。
决裂后，两人尽力避免互相碰面，直到2006年，在美国物理学会举办的宇称不守恒发现50周年学术会议上，李、杨二人还在争执二人发现宇称不守恒的贡献大小。主办方先前已故意错开二人的演讲场次，但在会上，李政道有意打断杨振宁的报告，杨振宁一开始没有理会，但后来则拿出另外准备好的资料和李政道翻旧账，使会议的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国籍变迁

杨振宁夫妇本为中华民国国民，甚至没有美国的永久居留权，直到外出旅行受阻后，二人才打算拿到美国绿卡与美国护照。1952年12月，到台湾探亲的杜致礼与儿子杨光诺前往美国领事馆，却拿不到美国签证，被迫滞留台湾，令杨振宁十分着急。后来，在奥本海默的介入下，美国移民局专门挤出两个签证名额，但需杨振宁本人到美国之外的地方申请签证。1953年9月，杨振宁前往日本出席国际理论物理学会议，借机办妥妻子与儿子的美国签证。由于杨振宁思念妻儿心切，频繁通讯，再加上繁杂的签证手续，导致他在1953年没有发表一篇期刊论文，这在杨振宁的科研生涯中是极少见的。
1953年9月26日，杨振宁与杜致礼途径檀香山，并获得美国绿卡。此后，杨振宁夫妇久居美国，逐渐对美国产生认同感。正如杨振宁所述：“美国对我很慷慨。我本来是有很好的基础，但是美国给了我发挥我的潜力的机会。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对待移民如此慷慨。我也意识到，我在这里的根在不知不觉中扎深了。”1961年1月，杨振宁在电视上观看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时，为罗伯特·弗罗斯特现场朗诵的爱国诗歌《倾献所有》所动容，强化了他加入美国国籍的想法。1963年9月16日，杨振宁夫妇申请入籍美国，曾在IAS一同工作的赫尔曼·戈德斯坦则出任入籍担保人。1964年3月23日，杨振宁夫妇的入籍申请获批准，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在杨振宁加入美国国籍前，中国大陆曾数次放出信号，邀请杨振宁回国。1957年6月，经周恩来批准，杨振宁之父杨武之前往瑞士日内瓦，与杨振宁一家团聚，直至8月底才回国。期间，杨武之向杨振宁讲述了中国大陆的“新面貌”，一同到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观看了讲述厦门海堤建设成就的纪录片，并叮嘱杨振宁“即使因为种种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国大陆，但绝对不能去台湾”。1957年10月与1958年，张文裕两次说服杨振宁与李政道回到中国大陆工作，亦遭二人婉拒。1960年春，杨振宁于日内瓦再次同父母团聚，杨武之仍尝试说服杨振宁回国。但母亲罗孟华向杨振宁告知了国内的实际生活，杨武之对于说服工作也相当消极。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与父母最后一次相聚。此时罗孟华以“回来不但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受到冲击”为由，坚决反对儿子回国。杨武之则与杨振宁就中国的社会问题展开多次争论，最终杨振宁以“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自己的学术进展，而在美国继续研究可能对中国更有用”为由，拒绝回国。事后，他回忆“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杨武之）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198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的杨振宁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2001年11月，在清华大学任职的他又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资格。2004年11月2日，杨振宁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2015年4月1日，其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2017年2月21日，杨振宁与姚期智成为最早转为中科院院士的中科院外籍院士。

反对中国政府建造大型对撞机

杨振宁一直建议中国应该先大力发展应用物理学而非基础物理学（如高能物理），这也与李政道的主张完全相反。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是经李政道提议后建立的。
2016年底，杨振宁在网上发文反对中国政府筹备建设会花费巨资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即定名为“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和“超级质子-质子对撞机”（SppC），合称“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超级质子质子对撞机”（CEPC-SPPC）。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随后发文反对杨振宁的这一主张。2017年5月11日上午，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科学馆的办公室通过网络直播，向超过100万中国观众就中国该不该建大型对撞机之争再次表达了自己鲜明的反对观点。为澄清误解，杨振宁后来还特别强调他反对的不是中国高能物理今后的发展，反对的只是中国马上开始建造超大对撞机。
中国是否要建造超大对撞机的争论源于2012年或更早，争论的双方都不乏国际泰斗级科学家。此前支持方主要有从事弦理论研究的丘成桐和爱德华·威滕等著名科学家；反对方也有重量级的菲利普·安德森和影响力比较一般的阿诺·彭齐亚斯等科学家。到2016年，王贻芳等人也加入论战。竞争万有理论头衔的弦理论长期遭受难以获得高能物理实验验证的诟病，因此弦理论的研究者尤其支持大型对撞机的建设。超级质子-质子对撞机的能量将会达到目前世界最大的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7倍。

对中国大陆政治的看法

1970年代，杨振宁结束访华后，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记者提问敏感的政治问题，但他的家人尚留在中国，所以作了圆滑的回答。他在回答记者问题时积极评论了文革，包括认同道听途说来的“文革没有死很多人”之说法、相信中国领导人有明智的治国方案、大锅饭的口味还不错等，他事后辩称是被假象蒙蔽了。不过同为知名数理学者的钱学森和陈省身在文革期间也都说过恭维中国政府的话。另外，他曾向周恩来质疑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结果他说的话被四人帮的耳目打听到并加以利用，导致此片在中国被禁，并由此引发了一些中意外交问题。据称，杨振宁并未看过该电影，他对这部电影的质疑也只是源于道听途说。
1988年9月1日，杨振宁发表演讲，谈及了纪录片《河殇》。杨振宁对此片题材的大胆和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积极思考给予了肯定，但认为此片过多地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以前的政治思潮，认为其结论是偏颇和不可取的。他对于苏联极权主义对于科学发展的利弊和不久后发生在中国的六四事件的观点也比较倾向保守，此举迎合了邓小平的心意。亦有声音认为杨振宁在这方面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如《今日话题》的一期专题评论指出苏联虽然非常重视科技与人才并产生了不少领先的科技，但也有特罗菲姆·李森科这样学阀级别的伪科学家大行其道，几十年如一日地祸害苏联的生物学发展。

遭公众贬低

2004年，时年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的翁帆结婚，这是他引起中国网民关注和争议的起点。从那时起，每隔一段时间，杨和他年轻妻子的特写照片就会登上娱乐传媒的头条，并成为众矢之的。随后出现了广为流传的《清华学生怒批杨振宁：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一文，使得杨振宁的形象雪上加霜。公众对杨振宁的争议持续不断。公众关于与日常生活不相干的科学家的争议往往是一时的，像杨振宁这样持续被辱骂的例子并不寻常。攻击他的人群此后又骂他不爱国。杨的成就被认为是碰运气沾到合作者的光，甚至说是剽窃。他晚年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后，被部分中国大陆网友骂“回国太迟”、“是回家养老”、“在国外混不下去了”和“骗取名誉和待遇”。实际上，对于清华大学开出的100万人民币年薪，杨振宁分文未取，还向清华大学捐款超过百万美元。
杨振宁表示，20世纪80年代的多数中国人觉得变更国籍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但如今大家会逐渐觉得移民是一件正常的事情，“随着中国国力继续增强，移民现象会有更多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回国”。另外，杨振宁虽年事已高，但仍能依靠其人脉和影响力，不断邀请到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来中国任职。
互联网上还有人称翁帆之父娶了杨振宁的孙女。当时，杨振宁的孙女才7岁。杨振宁也深受这些言论所困扰，甚至有西方媒体曾将翁帆怀孕的传闻当真，向他发去祝贺。杨振宁说：“我知道网上对我有种种奇怪的非议，我想其中有非常复杂的成分，我的态度只好是不去管它了。”

生前逝世传闻

2021年3月下旬，网上出现杨振宁于当时逝世的传言，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于3月20日上午向媒体辟谣，杨振宁仍在世，且身体健康。新浪微博于3月24日宣布，账号“跑者子牛”最早发布此谣言且影响恶劣，对该账号处以禁言90天。
2025年10月17日，网上再次流传出杨振宁逝世的消息。对此，西湖大学方面回应称“我们并未收到关于此消息的官方通知”，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则直言“不要信网上的，不要以讹传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称杨振宁逝世的消息“肯定是谣传”。但是，新华社次日从清华大学方面获悉杨振宁去世，不过去世时间为18日12时。

逸闻

杨振宁自幼便是左撇子，而且动手能力较差。有一次，他用泥捏了一只鸡，被父母错认为是莲藕。
杨振宁被同学取笑为“哪有爆炸哪就有杨振宁”，人送外号“爆炸杨”。他初到美国时，曾希望参与实验研究，但常因为笨手笨脚，导致越帮越忙，最后便放弃了从事实验研究的念头。
1950年代末，奥本海默曾偶然提到打算邀请“夸克之父”默里·盖尔曼加入研究院。杨振宁知道盖尔曼不好惹，就对奥本海默说：“默里很棒，但是如果他来我就会走。”奥本海默听后再未提及此事。盖尔曼后来听说杨振宁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职以后，则在一次演讲中说：“Frank杨是一个很好的物理学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跑到一个不知名的乡村小大学教书去了！”
学生时代的杨振宁与同学黄昆讨论爱因斯坦晚年的一篇论文时，杨很不当回事地评价爱因斯坦的那篇文章“毫无originality（创新性），是老糊涂了吧？”
1960年代至1980年代，杨振宁曾多次在《物理评论快报》（PRL）上发表论文，然而在2009年6月，87岁的杨振宁再次向PRL投稿一篇与杨-巴克斯特方程相关的论文时，却被评审以“新作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同名者于1967年所发表的论文中”为由打回。不久，另一位评审向杨振宁表示，他的论文“缺乏普遍性”、“缺乏物理内涵”，不适合发表。无奈之下，杨振宁只能将论文投给《中国物理快报》，并于同年9月顺利发表。事后，杨振宁为此感到哭笑不得，并在2013年出版的自选文集中详细记述了此事。

自我评价

杨振宁自认为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在科学研究方面，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而是有关规范场理论的工作，而且诺贝尔奖对自己的人生轨迹影响并不大。杨振宁自认为最大的不足在于动手能力非常差，自称在实验室只会给别人添麻烦，“凡是我动手做的事情里面都会有问题”。他鼓励学生多动手，而且有动手天赋的人应注意培养自己的优势。
2013年5月25日，在第15届中国科协年会“国际科学大师论坛”上，当他被一位提问的高中生问到其研究风格与2位知名前辈保罗·狄拉克和沃纳·海森堡中的哪一个人更像时，他首先明确表示“......我的贡献跟他们两位不能相提并论。”
杨振宁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他表示对于自己曾经帮助建造中美之间的友谊之桥感到欣慰，说“没有这座桥梁，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定”。他感谢美国“给了我做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机会的国家”，所以放弃美国国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同行评价

实验物理学者丁肇中：“中国人在国际科学坛上有建立不朽之功绩者，乃自杨振宁始。”
授予杨振宁“鲍威尔科学成就奖”的美国权威机构富兰克林研究所称赞其成果“对20世纪下半叶基础科学研究的广大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人类对宇宙基本作用力和自然规律提供了理解”，认为杨-米尔斯理论“深远地重新规划最近40年物理学和现代几何学的发展。已经排列在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行列，并必将对未来几代有类似的影响”。
弗里曼·戴森认为杨振宁对数学的热爱使得杨振宁“正如使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一样，对自然的神秘能够比别人看得更远一点。”戴森还说“在杨振宁的工作中最最重要的是规范场，已经证明这比他和李政道关于宇称的工作要重要得多。”弗里曼·戴森还称杨振宁为“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卓越的设计师”。
曾受杨振宁影响的超导体物理学者朱经武说，人们常将物理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天到晚听人家讲而自己不讲，然后拿回去做得更快更好；另一种是不停地讲话，让人家知道自己多么伟大；杨振宁是第三种，他会认真听别人讲，还给别人提意见。朱经武还说“杨先生对物理的热爱、热忱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有人说他是富有罗曼蒂克的物理学家，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
中国核物理学者邓稼先曾对夫人许鹿希表示，如果不是诺贝尔奖规定每个人只能在同一个领域获一次奖的话，杨振宁应该再获一次诺贝尔奖。邓稼先赞誉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媲美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不但影响当代，他的前瞻性是将以世纪来论的。
清华大学教授聂华桐评价杨振宁的物理学地位时说：“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物理学家的名字，像麦克斯韦、爱因斯坦，量子力学初建时的海森堡、薛定谔以及狄拉克。现在再要往下排的话，我想杨先生的名字就要算在里面了。”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兼数学系教授郑洪表述物理学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诺贝尔奖分为三等，第三等的贡献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贡献是第一等的1%，60年前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相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其中的头等——爱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奖。

其它评价

中国作家莫言曾为杨振宁题写了一幅对联“仰观宇宙之大，俯察粒子之微。”杨振宁也在别的采访中提到过莫言的书，表示可能是自己看得不仔细的原因，没看出哪些地方出彩。
杨振宁在20世纪70年代中苏交恶期间，积极为中美合作牵线搭桥。当时的一份苏联报纸指控他是“北京在美国的第五纵队”。当时另有台湾媒体评论他是在瞎操心政治。
物理学者朱邦芬曾撰文说“杨振宁2003年归根，绝不是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所想象的，是回来‘养老’和‘享福’。‘80后’的杨先生开始新的事业和新的寻索，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从80岁至95岁的15年间，他所做的事情远比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做的要多，更重要。”

所获奖项

1957年：美国十大杰出青年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与李政道分享）
1962年：古根海姆奖
1980年：拉姆福德奖（与罗伯特·米尔斯分享）
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1988年：奥斯卡·克莱因奖章
1993年：美国哲学会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
1994年：鲍尔科学成就奖
1995年：爱因斯坦奖章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6年：博戈柳博夫奖
1999年：拉斯·昂萨格奖
2001年：费萨尔国王国际奖
2007年：2006年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2015年：马塞尔·格罗斯曼奖
2019年：求是终身成就奖
2022年：2021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奖

院士或会士

1955年：美国物理学会会士
195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9年：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1960年：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
1964年：美国哲学学会会士
196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74年：委内瑞拉科学院外籍院士
1978年：西班牙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3年：世界科学院创院院士
1988年：波兰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2年：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士
1994年：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4年：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16年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7年：宗座科学院院士
2010年：日本学士院客座会员
2015年：香港科学院名誉院士
韩国科学技术翰林院外籍院士

名誉董事长

2018年，西湖大学

荣誉会长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中国中心顾问委员会荣誉会长

顾问

1983年，广州中山大学香港校友会荣誉顾问
1994年－，（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
2002年－，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顾问委员会
2013年－，（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荣誉院长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广东东莞理工学院

荣誉学位

1984年：复旦大学名誉博士
1992年：莫斯科大学名誉博士
1996年：国立交通大学1995年名誉博士
1996年：国立清华大学名誉理学博士
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理学博士
1999年：石溪大学荣誉学位
1999年：华盛顿学院荣誉理学学位
1999年：香港浸会大学荣誉理学博士
2000年：国立中正大学名誉理学博士
2002年：香港科技大学理学荣誉博士
2015年：国立台湾大学名誉理学博士
2015年：澳门大学2014年度荣誉理学博士
2023年：香港大学名誉科学博士

荣誉市民

1996年：深圳市荣誉市民
1997年：佛山市荣誉市民

影响与纪念

杨振宁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2个中国人之一（最早获得提名的华人是在清朝政府任职的马来西亚医学家伍连德），也是目前成就最高的华人物理学家。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研究在发表的次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么快的获奖速度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在此后也非常少见。杨振宁的成就已经达到即使再多获一次诺贝尔奖也很难继续提升其地位。杨振宁的事迹鼓舞了不少后辈华人物理学家。知名实验物理学家朱棣文和朱经武都是其中之一。
美国石溪大学由于杨的贡献和杰出表现，特别聘请当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教授的杨到任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兼任教授。杨也是石溪大学一位杰出的老师，自1966年以来对于石溪大学的学术研究发展有重要贡献。
2005年，荷兰物理学家杰拉德·特·胡夫特主编了《杨-米尔斯理论50年》，记录了半个世纪以来杨-米尔斯理论对粒子物理学后续发展的持续影响。
1997年，中国南京市紫金山天文台将其发现的一颗国际编号为342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杨振宁星”。2004年，三河大捷遗迹及古民居列入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古民居项目之一，即是三河镇的杨振宁客居。

中国北京清华大学盖了3幢“大师邸”，一幢给杨振宁，一幢给姚期智，一幢给林家翘，其中姚和林都是由杨邀请回中国的。